在川东北农村流传这样一句话：“讨口子也有个年三十夜。”如果把这句不成文的“民俗家规”翻译出来，那就是：延续世代传统，不管亲戚舅子老表，无论有钱莫钱、官大官小、年长年幼、距离远近，只要过年的时候，大家都要赶在大年三十的晚上回到老家，开开心心陪陪家人们一起过团圆年、吃团年饭、叙亲情话、许祈福愿……
当真，“有钱没钱、有权无权，回家过年”这句话看似简单，其实蕴含着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中“家”的精髓，“爱”的大义，“情”的真谛，“德”的遵循，“孝”的彰显，“圆”的和谐……个人认为，“春节回家”这四个字理解最难、做到最贵。这不由得让人想起90年代春晚那首《常回家看看》，着实让亿万观众现场泪奔……
记得小时候，常听大人说：“年年年，大人想挣钱;念念念，小娃儿盼过年……”当年那帮一起穿“衩衩裤”长大的猫狗朋友，因为不懂那个特殊年代父母挣钱不易、生活不易、养家不易，反正横竖没有闹醒豁这句话的意思。那时，农村日历黄历都很少。但是，只要看到大人们用绑着长竹竿的扫帚给房屋墙壁打扫“扬尘”的时候，我们那群孩子就会高兴得“跳起八丈高”，因为这是快要过年的“好兆头”，意味着可以穿新衣新裤新鞋子，吃香肠腊肉品苕糖，喝刨汤醪糟嚼汤圆，享受打扑克、走人户、放鞭炮、吃转转饭那些数不尽的乐趣。说实在话，虽然那时物质上确实少了很多，但是过年还是给孩子们带来了很多的兴奋感、满足感和幸福感，回味感直接拉满爆表。
当然，在我老家对于读书的孩子来讲，过年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整天跳起八丈高”的时候，还要接受家风家教和学期成绩单的“现实评判”。因为我老家农村是非常重视子女教育的。“人穷志不穷”这是大人们常说的一句话。记得每年快过年的时候，两个近邻院子的长辈们，就会在饭茶余后开展评价：哪些孩子今年得的表扬最多，哪些挨的批评最多，哪些成绩上了95分，哪些成绩“幺鸭儿”……诸如此类，优良中差在比较之后自然见分晓，并且结果运用也相当到位。比如，像长平那些被师长批评过的、成绩不好的、穿着不“规矩”的，十有八九要被父母吆喝着去多捡几背柴、多放几次牛、多割几次草、多栽几撮箕洋芋……川东北农村二十世纪80、90年代，在照明电都还没有的时候，对于那些渴望通过阅读报刊杂志“呼吸新鲜空气”的孩子，如果被列入“表现不好”的范围，多半还要接受一周的另类“惩罚”：不能在“大爷爷”(我爷爷年长辈分高，孩子们几乎都这样称呼)家借阅《半月谈》《大众电影》《红领巾》《儿童时代》《读书报》以及连环画等报刊杂志小人书。常言说得好：一方水土养活一方人。随着岁月的积累、历史的积淀，不晓得是不是跟这种奖罚分明的“激励”教育有关，反正在我老家这个小地名叫“何湾里”、地图上找不到、当时人口不到60人的两套院落里，硬是“鸡窝里飞出了金凤凰”：全村第一个“脱农皮”的大学生、第一个保送的研究生、第一个公务员、第一个县级领导干部，全乡第一个博士生、第一个荣获全国先进个人迄今6次荣立个人三等功的警察，以及全县优秀教师、市县小有名气的商人、乡村“父母官”、国企骨干等人文“奇迹”，都是由我们这群“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孩子创造出来的。
不过，说到过年，还有很多我家“别具一格”的珍贵记忆。我爷爷，作为一名解放前后共教书育人三代，德高望重、誉满全村的老人，自然有魅力每年过年会组织四世同堂的“火塘家庭会”。我父亲，身为七胞之长、四孩之父的农村大哥，受到“长哥当父”“后人敬拜”的加持，加上当过村官、赤脚医生、“诉讼代理人”、红白喜事支客司、家族断理的“说客”等经历，在“家庭会”上自然而然要给弟弟妹妹、儿子女儿、孙子孙女等一众来一堂“现场说教”。
记得那时，大年三十夜吃过团圆饭，爷爷爸爸、叔伯婶娘、七大姑八大姨、兄弟姊妹们就会围着火塘，背的背、抱的抱、站的站、靠的靠，静静地听“高辈子”坐着讲话。爷爷通常先从火塘边那堵长墙上的“家庭园地”说起：通平写的那副“开门见山山献宝、安管饮水水生财”的对联不错”，晓平写的那篇《故乡如梦》的作文可以得高分，桂平一共得了6张奖状，媛萍一共得了9朵大红花，江平还要加油努力……一番点评之后，他老人家便从中山服口袋里拿出一叠工资小钞，从10元到2元不等，根据每个孩子年度表现“好坏”发压岁钱。那一刻，可以说“没有比较就没有羞愧”，可谓“有人欢喜有人忧”。孩子们会在得到表扬和压岁钱多少中，真真切切感受荣誉激励与鞭策鼓励，其意义远远超出了金钱本身。同时，爷爷还会立下“规矩”：“要想多得表扬，就要努力去争。要想多得压岁钱，就要努力去挣。抢来的犯法，偷来的可耻，贪来的嫌脏，捡来的不义……”诸如此类一番教育引导之后，爷爷又会从讲故事说起，如数家珍，用历史人物、身边事例等，将“忠孝立命”“仁义立身”“和睦友善”“勤俭持家”“勤耕苦读”“骄奢不得”那些“家风家训家教”，讲得人人听得津津有味，个个可以简单复述。
俗话说“有子能替父”。看到爷爷说久了，父亲就会毫不犹豫地接过话题，凭借“三寸不烂之舌、两排伶俐之齿”续传“家风家训家教”。在对孩子们讲完要“听老师的话”，给弟妹们人讲完要“遵纪守法”，给整个家人共勉“不要给家族丢脸”之类的话之后，父亲就会特别提醒在单位上班的人。记忆犹新的是，父亲手握着不知何时已经熄灭的铜烟锅，弯腰在火塘的长石条上重重磕两下，然后提高嗓门：子子孙孙从政当官的，一定要记得小时候不听话挨过的“竹蔑巴”，要把“竹篾巴”添加在“官”字上面，因为“当官的必须要受管”。法律要管，制度要管，群众要管，自己更要管。只有这样，才会像我这个村“官”一样挺得起腰杆、说得起硬话、经得起检验……说来也怪，父亲这番看似“土得掉渣”的话，我居然当时就听懂了，而且现在都清清楚楚。
时光永远不停息，把我们的年华都带走。历史的长河无情，我可亲可敬可爱的爷爷和父亲都已先后离世，但是他们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心里，特别是他们的教诲刻在了我的灵魂，成为永恒的经典、永远的激励和永久的警醒。想想我自己，一名曾经怀揣梦想走出大巴山农村深处的少年，而今年过不惑，活像一颗被移栽后用于“美化城市”的“银杏”。特别是近年来，因为节假日值班、疫情防控等原因，我渴望每年大年三十能够回老家祭拜列宗列祖、与亲人团年的愿望，时而明晰，时而模糊，时而渺茫，时而惊喜，反反复复。
但我想，无论怎样，年还是要抽时间回老家过的，因为有“年味”;年还是要挤时间回老家“团”的，因为有“严”味;年还是要抢时间回老家去“品”的，因为有“廉”味——这如同最美好、最真实、最感人、最营养的母乳，滋养了我的灵魂。（作者：赵九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