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经济日报（张瑞灵、黄晓庆、唐千惠、刘蓉）嘉利，你走了，在一张病床上，静悄悄地走了...然而，你的走，在成都媒体界迅速传开。从成都，传向更广远的地方。今天，噩耗传来之初，你所在的四川经济日报并没有第一时间发声，大悲无言，你的同事、你的兄弟、你的姐妹，用静默来陪伴和送你最后一程。惋惜、缅怀，你的声音、你的笑容，而你的故事，仍被你曾走过的城市，仍被你曾笑对的同事，仍被你曾珍惜的读者，仍被你曾挚爱的朋友，记忆、讲述、流传……
曾经感动一座城的杨嘉利，在今天上午11:38分，因病医治无效，走了。他的励志故事，曾激励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如今，他走了，但他的故事还在
4月12日上午，杨老师走了，一个用生命歌唱的残疾诗人，永远地走了……您终究飞向了彼岸，只是脚步太急了，我们都猝不及防。
第一次见您，是在单位二楼记者部的大办公室，我刚进单位不久，您是我采访的第一个人物。由于您说话不便，咱们多是微信交流，我问，您答，且答得很快，出乎我的意料。您很客气，总是叫我黄老师。稿子出来后，获得了好评，让我获得了一些机会，感恩遇见。
采访您，是因为您的诗集《彼岸花》就要发行了，我受命参与您发布会的现场策划和报道。发布会当天，成都半个文坛的人都来了，您开心得全场合不拢嘴。为了支持您，那天我还请了读书会的朋友来给您捧场。在现场，我朋友被您的精神深深感动，当即买了一批《彼岸花》，还请您到他们读书会专门做了诗集分享，您可开心啦。
因为您也是我们川经报的一员，特殊的一员，此后偶尔会在去食堂的路上碰到您，您总会招呼我，“黄老师好”!
最后一次见您，是今年一月，您的新书《重生门》问世，您来给我们送书，您没带笔，我把我最喜欢的钢笔递给了您，您双手执着钢笔，用力地在送给我们的书上，一笔一划划下了您的名字。没曾想，这竟然成了绝笔。
愿天堂没有病痛，您依然是潇洒的诗人!
惊悉嘉利赴天堂，
一声叹息两泪汪。
两月生病致残疾，
三卷雄文响八方。
彼岸有花君来赏，
重生岁月恋故乡。
谁言无妻享孤独?
春蚕吐丝织锦裳!
初见杨嘉利老师，是2015年下半年，那时的我刚到单位工作不久，杨老师拖着摇摇晃晃的身体，左手扶着楼梯，一步一步艰难地走向办公室。
他是谁?投稿人员吗?身体都这样了还能供稿?我不信，可事实告诉我，我面前的这位连说话、走路都很困难的人，是为单位采写专题稿件的记者。
初次相遇，是因为好奇。再次相聚，心生敬畏。拍摄杨老师个人专题片用了整整一年时间，从最初听不太懂他说的话，到完全听懂他的故事，再到后来，杨嘉利老师接受成都电视台采访、参加津津乐道读书分享会、在社科院接受聘用时，我都成了他翻译搭档。
与杨老师接触的这几年时间里，在我印象中他从未放弃过写作。杨嘉利老师就像是我的一面镜子，他用自己的言和行向我展现了一种顽强的生命力。
如今，他的生命停在了49岁。
一路走好，杨嘉利老师!
12日13点50分，突然在工作群里看到杨嘉利老师逝世的消息，很难相信。
中午在整理资料时，还看了看我收藏的杨老师的诗——《在成都，借用十二种花开的声音》，记得那是他去年11月23日用了一整个版面发表在我们报纸上的诗集，看过后觉得文字细腻，有温度，情感流露得不浮不躁，恰到好处。
“在成都，每个月都有一条街道绽放花开的声音，聆听这样的声音，需要用十二种或美丽或忧伤的心情。”杨老师曾借十二种花开的声音来叙述成都的一年四季，其实也在表达自己内心世界的灿烂或忧伤。
当时的我，感动于他诗中敏锐的洞察力和他对一座城市的真挚的爱意。能把生活过得如此通透，对世事常怀感恩之心，是多么难得啊。
其实，早在去年12月份，我就想请杨老师带着他的成长故事来德阳的学校分享，激励一下学生们，但又不知道该怎样开始，所以一推再推。
如今，这些都成了我一个未完成的梦，收藏在了我的文件夹里，提醒着我：想做的事要快做，想见的人就去见。珍惜当下。
太突然，又有太多的不舍。和杨嘉利相识是在1998年秋天，他比我长两岁，后来我们以兄弟相称，我叫他“嘉利哥哥”，每次听到我这样叫他，他总是会开心地答应着。
2001年，我们携手采访的第一个对象是夹江一个叫雷庆瑶的无臂女孩。
后来的几年，眉山、内江、重庆等地，都留下了我们采访的足迹。每次看到嘉利步履蹒跚的背影和憨厚纯真的笑脸，我都在想，这不是一个生命的弱者在乞求怜悯，而是一个生活的强者在向命运抗争!
彼岸花开，重生有门。
2018年11月27日，嘉利在寒风中向我蹒跚走来，笑容依旧，让人倍感温暖。这天，嘉利专程送来了他的《重生门》，这是继诗集《彼岸花》之后的又一本新书，书中人物事件看似平淡无奇，却通过杨嘉利的文字被赋予了极强的可读性和感染力，细细品读，耐人寻味。让我在感知人间冷暖的同时，忍不住赞叹“真是一本好书”。中午，我准备请他好好吃一顿，但他说下午有事，我们就在路边随便吃了一碗他平时喜欢吃的排骨面，然后匆匆挥手道别。
2018年11月27日的这次见面，却成了我和“嘉利哥哥”的最后一面。
嘉利哥哥，愿天堂没有病痛。
杨嘉利，是本报记者。
从小失学，却选择了与文学相伴;双手残疾，却选择了写字为生;行走不便，却选择了新闻采访;说话不清，却选择了与人交谈——“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这是杨嘉利真实、励志的人生写照。
即便人生艰难，杨嘉利从未放弃写作。直到今天，他在百余家报刊发表了诗歌、散文、小说、文学评论、新闻特稿等共计一千多万字。他的作品，也收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赞叹。
2019年4月12日，杨嘉利的人生就此止步，但他的文字、他的故事，还在影响着这世间。
命运对杨嘉利不公，但是他始终报答以爱。生活对杨嘉利残忍，但是他始终静待花开。杨嘉利，用纸笔写文章，用生命写奇迹。
杨嘉利曾说，这一生注定有很多愿望没法实现，当灵魂去往彼岸的时候，希望自己能为世界交付一份答卷。2018年9月28日，由四川经济日报主办杨嘉利《彼岸花》诗集分享会感动了成都半个文坛，这本诗集，是他这些年来，对这个世界的领悟。
认识嘉利有二十多年了。在成都这块地盘上的报纸和杂志社里，不认识嘉利的编辑不多。嘉利每天的工作就是写稿子，然后用精神的力量，拖带上他乏力且不便行走的身子，从这家报社的编辑部出来，再到另外一家报社的编辑部卖稿子。
他没考虑过健康，没考虑过养老，也没考虑过什么社保这些关于今后的问题。他说他既没钱来考虑，也没时间来考虑。他说的没时间，是说他活不了多久了，他的身体在一天天地告诉他。这是嘉利第一次与我聊到有关他的生命和生命的逝去。
与所有的人一样，嘉利也有过很多的梦想，比如爱情，比如婚姻，比如在哪个单位的办公室里有一个他的位置，有一张属于他的桌子，在哪一次会议上，有人念着他的名字。然而，就这么普通的一件事，对他来说，竟成了如登天般难的一个梦。
从发表第一首诗到现在，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继出版了诗集《青春雨季》和完稿一本散文集、一本自传体小说之后，他又出版了诗集《彼岸花》和散文集《重生门》。
嘉利，是行走在成都大街小巷一个悲情的励志故事，一首感人奋进的诗，一幅市井中现代版的命运交响画。他生命的存在，没有因为微弱、瘦小而被淹没。就个体生命而言，嘉利行走在成都，就如拉着二胡的瞎子阿炳，行走在风雨中的无锡街头，就如穿着旧旗袍的张爱玲，行走在美国洛杉矶凄凉的罗彻斯特大道。
今天，嘉利走了。从生的此岸出发，面向死的彼岸而去，那里有鲜花盛开，有彼岸花等待，有他早去的父亲温暖的双手和宽厚的胸膛。
《彼岸花》之后，2018年10月，杨嘉利出版纪实散文集《重生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教授李后强为《重生门》写了序，盛赞不已。同年12月16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省作家协会，四川省残疾人联合会、四川大学出版社与四川经济日报社携手主办杨嘉利作品研讨会在成都举行，21位与会专家学者，还有《重生门》中写到的那些人们给予了杨嘉利文学和精神上的高度评价，杨嘉利，是一位残疾作家。
杨嘉利顽强的生命力和他面对一次次不幸所表现出的顽强精神，让我感叹我们生活的这个城市原来有那么多的好人;是他们的热心、他们的双手、他们的善良，一直在温暖和呵护着行走和语言表达都极不方便的杨嘉利。
正是这些点点滴滴的善意呵护着杨嘉利，滋养着杨嘉利的生命，他才由弱小逐渐变得强壮。人，活着，不是为了记住曾经的苦难，而是懂得感恩!
他用文字，表达了他的感恩之情。
嘉利，他静悄悄地来，今天，他也静悄悄地走了。
走进了他理想中的“重生门”。
他这一生——
杨嘉利，成都人，生于1970年，记者，诗人，自由撰稿人，婴儿时期生重病落下终身残疾，先后被学校拒绝6次最终无缘学校，13岁(1983年)时开始自学文字。
18岁(1988年)，在晨报上发表了第一首诗。
23岁(1993年)，西南交通大学出版了第一本诗集《青春雨季》。次年，《青春雨季》获得成都市当时最高文学奖——金芙蓉文学奖，成为当时金芙蓉文学奖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个作者。
24岁(1994年)开始新闻采访。
25岁(1995年)成为蜀报特约记者，其后陆续为四川青年报 、华西都市报、成都商报、成都晚报、四川日报、四川经济日报等新闻媒体供稿。
26岁(1996年)加入四川省作家协会。
26岁(1996年底)担四川省残联《爱心》杂志编辑和记者，1997年荣获四川省新闻奖。
46岁(2016年)入职四川经济日报成为正式员工，47岁(2017年)出版第二本诗集《彼岸花》。
48岁(2018年)出版纪实散文集《重生门》。
49岁(2019年)，辞世。
有一天，生命的树
在此岸枯萎
灵魂，便要展开
她的翅膀
飞向了彼岸
——杨嘉利
愿天堂没有病痛！杨嘉利，我们的老师，我们的伙伴，我们的兄弟，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