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记忆 | 在城厢，我与娃娃书店的故事

　　我小时候，因文化生活相当匮乏，听收音、看川剧、看电影都很不容易，最常见也最容易的就是到段上的娃娃书店里去看书了。

　　当时城厢镇的五个居民段，都有一个娃娃书店，也是居民段委会最稳定的一个产业了。

　　我家所在四段的娃娃书店就设在段委会那个狭长的过道里，位于上北街中段，与镇革委相邻，在油木家具厂对面。离我家较近，就隔了几间铺子，我常常到娃娃书店里去看书。然而，去娃娃书店看书是要给钱的，新书是两分钱，旧书是一分钱。每次去娃娃书店，都先站在门前，仔细看门外墙上挂出的书目板。书目板上贴满了娃娃书的封面撕，花花绿绿的，令人目不暇接。当好不容易选好书，交了钱，借到书后，就坐在书店里靠墙低矮的长板凳上看了起来。

　　

(图据网络)分管娃娃书店的负责人是丁代表，一位干练且比较能干的老婆婆。民国时期，她和丈夫经营着一个制作丝线的作坊，故人称“丁丝线”。自从她当选为四段居委会副主任后，她就在段上搞起了养蚕的产业。沟边上(文庙前)栽种的桑树，都是四段的产业，养蚕便有了固定的食源。自分管了娃娃书店后，丁代表便将自己的小儿子和两个孙儿叫来轮流守书店。每借、还一本书都有详细的记录，每天晚上都要对账。如果出现差错是要赔钱的。

 

　　我幺爸(父亲的弟弟)在家里收藏着两套连环画：《铁道游击队》和《红岩》，由于历史原因，这在当时是绝版了。我在家早就把这两套娃娃书看厌了，于是就与丁代表的小儿子商量，我把全套《铁道游击队》借给他们，我便可以在娃娃书店里免费看其他的书。这样的条件，他们当然求之不得，于是，我便将那套10多本连环画交给了他们。我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能撕书的封面贴在书目板上，他们只好用牛皮纸写上书名贴了上去。这样一来，书店里的生意一下火爆起来，大多数人都是来看《铁道游击队》的。那几天，我一放学就泡在书店里看书。

　　

 

　　有一个星期天上午，我正坐在书店里看书。突然，我幺爸气冲冲地走进书店，将别人手中拿着正在看的《铁道游击队》一一收回，并朝我吼道：“给我爬回去!” 我第一次看见幺爸发这么大的脾气，不敢迟疑，只好乖乖地跟着回去了。一直很疼爱我的幺爸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打我，我知道这次祸闯大了，以后再也不敢把家里的连环画拿出去给外人看了。

　　

(图据网络)又过了几年，我家隔壁的彭伯伯搬走了，所以，段上就把娃娃书店搬到了我家隔壁，我看书也更方便了。随着“四人帮”被打倒，一些文艺作品纷纷解禁，我家的两套连环画，市面上早就有卖的了，也就不稀奇了。负责管书店的人还是丁婆婆，但守书店的人变成了家住奎阁巷的李孃了。

 

　　到了1977年，家住桑园巷的盲人小伙子高健从成都市盲哑学校毕业了，带着学到的按摩技术和好几摞厚重的盲文书回到家乡。段上就把书店的里间收拾出来，安上一个简易的按摩床和凳子，建成了一个盲人按摩室，让高健在这里开展按摩业务。当时，大家对这个新生事物还不了解，对按摩能治病的说法持怀疑态度。有一天，我就听沟边医院的一个领导在街上，指着娃娃书店门外的按摩室招牌，对其他人说道：“如果真能治病，我们可以给他开一个科室。但现在还看不到效果。”

　　按摩室开张的那一个月里，生意很好，大家都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感受的。每次五分钱一个钟头，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能接受的。所以，每天来按摩的人挺多。有一天晚上7点过了，书店的铺板已经上上了，忙了一整天的高健正准备下班回家，可突然来了几位中年妇女，她们都是在搬运队上班的铁二局家属，刚拉完货回家，路过书店，想来体检一下按摩，解除当下的疲劳。见客人上门，高健也没有推辞，一一给她们做了按摩。

　　

(图据网络)然而，一个月以后，来按摩的人渐渐少了。五分钱一次虽然不贵，但有些病需要一个或几个疗程后才会见到疗效。每次五分钱，十次下来就是五角，对那些农民来说，还是负担不起的。所以来按摩的人就越来越少了，段上只好让高健去了敬老院。他不甘心年纪轻轻在敬老院工作，后来自己找门路，远走渡口(攀枝花市)去当了一名按摩医生。也就是在书店开按摩室的这段时间，我和高健成了好朋友，他很会摆故事，我至今仍记得他当时给我讲过的反特故事《一架蓝色的钢琴》 。

 

　　再后来，我家买了一台收音机，我便迷上了电台里的连播文艺，关山播讲的《海啸》《高山下的花环》，四川评书艺术家徐勍播讲的《梨园谱》《雾城斗》，都对我影响较大。也从那时起，我再也没有去过娃娃书店了。

　　(作者：戎歌 )